公共科学是公开的，academic，非常开放。产业科学涉及到专有权的问题，企业不愿意发表，申请专利之后才可能发，是为了寻求专利权。政府科学建立政府实验室，往往要服务于政府开发，如跟国家安全息息相关，保密性更高。
经济场为科学场出题，为科学场提供物质的支持，让科学场成为有源之水。90年代一时兴起，认为研究成果要在经济场上起作用进行转化。于是高校，老师开始兴办企业，导致教育方面的不重视（上课让研究生顶着，研究生成为其公司员工，更有甚者因为经营问题出现抵押校舍等问题，本末倒置，过于注重成果转化忽略人才培养）。
基础科学对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较高（我们的创新不是指的是用当下最新的科学发现的基础上，基础科学的影响是辐射性的，长久的）。该有用性，是否起作用的知识转移由经济场的人进行评价。知识转移包括非商业途径（人才培养的方式、论著发表的方式、人际交流网络的方式）和商业途径（咨询服务的方式、技术许可的方式、衍生企业的方式）。发表的论文中的知识，研究工具方法仪器的知识，实用性程度最高的的原型、样机、样品等。这三类知识在欧洲的研究中第一种应答率最高，更看重非商业途径。（大学中对企业的了解并不周全，其搞的实用样机很可能就是认知错位）教育也是如此，可能所谓的专门对企业打造的“产学研”人才反而不符合企业的需求，不能过分的特化，还是对人可塑性的束缚。大学应该做好通用化技能的学习，在企业中再进行特化。要做实用化最好在认知趋同的情况下，否则只是无用功。
学术论文、报告等可体系在产业界专利对学术论文的引用，过分强调英文论文反而是智力的流失，使得中国的企业阅读有障碍，反而海外的企业畅通无阻。在社科界强调中国话语，可在科技界，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强调英文期刊（如科技部大力资助国内创办的英文刊，这种导向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）。实验仪器的创新对产业有非常重要的联系，提出假说验证假说要做实验，很多情况下没有现成的装置，要自己搭建（如计算机开始的人认为全世界只要有几台即可，后来计算机发展壮大）。科学家只要把手头的东西认真完成即可，而后自然会有人发展。卡脖子问题是基础研究解决不了的，是要企业去解决，基础研究中重要的是人才的培养。校企不能走得太近
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1978年，主要是在经济领域。而后在1985年辐射到科学体制，其中80年-00年调整幅度最大。之前存在科研与生产的脱节（缺少发明的发明，即科研在企业中的作用），科研与教育的脱节（由于科技力量过于薄弱，需要集中力量，导致大学的科研几乎近于无，如科学院基本搞科研而不搞教育，在科研的过程中不能产生高素质的人才，对科研机构中是极大的浪费，没有学生的传承，价值没有充分的体系，科研是副产物，人才是主业才是合理的。科研效率大打折扣），军工和民用体系的过于分明（降低了效率）（创新这个词中国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出现科技创新，形成新的图示，新质生产力既要有科技创新也要有产业创新并关联起来）。第一阶段科研机构根据中央拨款做研究，发多少做多少，缺少积极性，简单来说就是少用钱，推向市场，找企业做科研交易，并建立技术市场，让科技和经济对接。第二阶段进行稳住一头，放开一片，维持住理论科研，让偏向实践的去更多地去对接市场。第三阶段兴起科教兴国，一定程度上实现融合（如科学院一年10000多硕士，10000多博士）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不体现在创办了多少企业，而是提供了大量的人才。
如今思考的模式都是让科技和经济结合就是让大学和企业结合，科技和经济的一体化，但缺少可操作性，我们应该讨论科技场与经济场的关系，防止科技情结（追赶西方的企业应该由中国的企业而非高校完成），互相应该干好自己的事情。如大学把过多经费用到非基础研究上，目前的在基础研究上投入的经费过多，卷到头上一无所有。

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，是时候讨论伦理的问题，伦理问题的推进、态度的改变、治理框架的发展我们要“感谢”贺建奎。
我们现在的社会是风险社会，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（比如交通的便利带来交通事故）。工业社会的驱动力来源于“I am hungry”，多多益善。风险社会的驱动力来源于“I am afraid”，在衣食住行都解决的情况下，担心来自工厂、实验室的风险炸弹。理想中是通过科学技术解决发展的问题，在发展中遇到新的问题再用科学技术解决，以此循环。但会导致人们质疑这种风险是不是来源于科学本身，人们对科学的信任丧失。每个科研工作者应该有批判的思维，进行自我批判，负起特殊的责任。一些人认为要将科技人员放在超脱的位置上，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不要分心，提高效率，不需要管其他的事情。另一些人认为科技的影响太大了，不能只看手头的东西，要看到其对社会的影响，但可能担负的责任也过重（如冰箱的氟利昂排放）。需要找一个平衡的中道，需要一定的关心，对相关政策要有参与度，需要有关注，有公共服务的意识，肩负起知识分子的角色。既要有专业知识，又要有公共意识。